第二个技术难点，王夫之和朝廷之间的关系问题。

好多人一提儒家，就一句话，封建王朝的卫道士罢了，甚至于说儒家就是封建王朝的裹脚布，一丘之貉。新文化运动以来，这种说法特别普遍。而且，咱们很多青年们，上中学历史课的时候，课本上也没少这么说。尤其是很多新文化运动的老前辈们，写了很多的文章，批评儒家，批评封建礼教等等。儒家其实成了背锅侠了。

明清之际的儒家，是有很多大儒和朝廷分道扬镳的。这种局面，从明代初年就已经开启了，不是到了明末的王夫之那里才出现的。等到了清代，儒家和朝廷分道扬镳这事儿，就越来越明显了。说分道扬镳有点决绝，说若即若离，比较贴合实际。所以，王夫之晚年不怎么跟清代朝廷玩儿，不仅仅是他要反清复明，而是明清大儒出现的一种新走向。《船山先生》有没有能力把这个新走向梳理出来，要看创作者们的水平层次了。

第三个技术难点，王夫之的思想脉络，是如何影响中国近现代的那些思想家的。

我今年2月份的时候整理过一篇纪录片的评论文章——从纪录片《胡瑗》谈，中国书院文化，在江苏一带的发轫与奠基。我在那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个认识，咱们好多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，一提儒家，就说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阻碍者，是中国落后的元凶，但是，却不提，明清之际的儒家，才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启蒙者和奠基人。

诸位想没想过，19世纪的时候，甚至于更早一些的时候，为什么很多非中国原产地的思想，可以被中国的思想家们轻松继承，并且在中国传播呢？当时，我们的大学者们，是真的只会搞音韵训诂这些东西吗？显然不是。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当中，其实已经有了现代思想雏形。就是这些思想雏形，为19世纪很多思想与思潮的迅猛发展奠基了。咱们学术界，还缺乏对于这个思想脉络的清理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