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叙事上的取舍，将电影的社会评论（女性主义共情）与类型片要求（悬疑和侦破）置于对立面，导致了主题表达的内在矛盾。

这种模糊处理，营造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，或者说难以维持的悬念，尽管影片的确有努力提供其他嫌疑人和法医学疑点，最终就与影片所宣称的女性主义觉醒叙事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。

当观众被引导去怀疑詹周氏是否真的犯罪时，他们的关注点便从一个长期遭受家暴后反抗的受害者，转向了判断她到底是无辜被冤枉，还是一个为脱罪而撒谎的计算者？

这种叙事上的不确定性，通过让观众思考「她到底做了没有？」，影片将情感投入从她行为的原因（她长期遭受的虐待）转移到一个法律程序性的谜题上，明显削弱了观众对詹周氏被长期家暴再反抗杀人的同情心。

如果观众认为不是她干的，那么影片所要传达的女性反抗价值，就会大打折扣。

既然电影希望强调女性对一种制度性暴力的反抗，那么谋杀的真实性，就不应该被刻意悬疑化。

影片这种混乱的取向，是很多观众难以真的共情詹周氏的核心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