福尔曼不耐烦地回避了这个话题：「我从小就读关于印第安人的书籍。酋长在电影中的地位与在书中一样重要。我们无需深入他的脑细胞，就能了解关于这个人的一切。」

「……无需深入他的脑细胞，」这是理解福尔曼的关键，他极度反感心理分析或任何带有忏悔意味的东西。他不会谈论自己的个人历史，纵然那段历史充满了悲剧。他不是一个喜欢花时间解释自己的人。在片场，他站在中心之外，安静地抽着烟斗——但像猫一样观察着一切。他提前将剧组带到俄勒冈州，进行大量即兴表演排练。「当我们最初开始排练时，他们的一切表现都过于夸张。于是，我让他们上楼观察真正的精神病人，许多人从中挑选出最微妙的行为习惯融入角色塑造。精神疾病患者最令人动容之处，在于他们多么渴望看起来正常。」

医院目前仅有600名患者（过去曾有近3000名），因此医院得以将整个病房区全部腾出，供剧组用于拍摄和行政办公。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，与该片制作相关的所有人，从联合制片人迈克尔·道格拉斯和索尔·扎恩兹到道具师和秘书，都在医院内度过了漫长的工时，几乎与医院融为一体。我听说真正的患者、医生和护士都参与了剧组工作，但从未想过自己无法将他们与演员区分开来。刚走进病房几分钟，我就完全迷失了。

尼科尔森正与一群衣着邋遢、穿着白色病号服的男人打台球。当我向他打招呼时，他问：「比利怎么样了？」就在那一刻，现实彻底颠倒了。后来，我从道格拉斯那里得知，我与比利·雷德菲尔德（译者注：即威廉·雷德菲尔德）的妻子长得极为相似，而她当时正患病，但我们显然不像双胞胎，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一种诡异的封闭感正笼罩着整个剧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