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代的车轮滚滚碾过，许多过往渐成模糊剪影，王家卫心中的记忆却始终清晰如昨。千禧年的戛纳电影节上，他带着《花样年华》惊艳亮相，让世界看见一段藏在时光里的故事。正如他在《纽约时报》采访中所说：“我并非真的试图拍摄一部关于 1962 年香港的影片，我更想拍摄一部讲述我对那个年代的记忆。” 这份对记忆的执着，成了他电影创作的底色。

1963 年，五岁的王家卫随父母从上海迁居香港，一家人起初只能在出租屋落脚。《花样年华》里那些狭小却充满烟火气的上海人社区场景，正是他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初到香港的他，因不谙粤语而显得敏感内向，很少与人交流，家庭便成了他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。母亲是个电影迷，当时尖沙咀一带聚集着上百家剧院，每天放学后，母亲总会先带他吃顿简餐，再一起连看三四场电影，这样的日常几乎从未间断。希区柯克《电话谋杀案》的港版译制，是他记忆中看的第一部电影，剧情虽已模糊，但镜头里那个穿着内衣站在浴室的半裸女人形象，却深深印在他脑海中。而父亲则为他打开了文学的大门，鲁迅、老舍的中式文学，海明威、太宰治的外国作品，还有俄国、法国、拉美文学，都成了他的精神食粮，尤其是马尔克斯的作品，对他后来的电影风格影响深远。

童年的王家卫还有个特别的习惯 —— 观察。他会留意楼下裁缝为赶工期用胶水粘布料的忙碌身影，看着隔壁初到香港的上海作家为生计日夜写作，偶尔和太太看戏散步享受片刻悠闲；也会听着坚持说吴侬软语的母亲，和朋友在家通宵打麻将的热闹声响。这些在香港坚守上海生活方式的异乡人，有着独特的生活印记：共享的小厨房、常吃的葱花汤面与黑芝麻糊、母亲们身上的旗袍、电台里周旋的《花样的年华》…… 在动荡的 60 年代香港，他们构筑了一个 “真空” 般安稳舒适的小世界。后来，这些鲜活的人物与场景，都被王家卫搬进了电影：《爱神之手》里张震饰演的裁缝，《花样年华》中苏丽珍的旗袍（正是他母亲常穿的样式）、以隔壁作家为原型的周慕云，还有房东太太家熟悉的麻将局声响。

1981 年离开 TVB 后，王家卫正式踏入电影圈，经人介绍加入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新艺城影业。可没过多久，负责人施南生就发现，王家卫领了两个月工资，不仅没露面，连一个剧本都没交。老板黄百鸣得知后十分不满，直言自己写《搭错车》只用 48 小时，《最佳拍档》也仅花一周，质问他为何几个月都写不出剧本，并给他下了三周交稿的最后通牒。可到期后，他交出的剧本却被剧组评价为 “废纸一沓”。当时香港编剧多是集体创作，五六个人围坐一起拼段子，一两周就能完成一个剧本，而王家卫却偏爱在咖啡馆独自创作，往往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一个剧本，这样的节奏与行业 “速食” 风格格格不入。

离开新艺城后，王家卫又进入规模较小的永佳公司当编剧。这次他在咖啡馆花了九个月终于写完剧本，可交稿时对方却告诉他：“你才写完？我们已经在拍续集了。” 他再次失业，也成了编剧圈有名的 “拖稿大王”。好在圈内还有好友赏识，在刘镇伟的担保下，他加入了影之杰影业。这次王家卫一改往日拖沓作风，很快完成了《江湖龙虎斗》的剧本，这部电影为制片人邓光荣赚了 1500 多万港元。也正因如此，邓光荣做了个后来既觉明智又有些后悔的决定 —— 给王家卫更多创作机会，而这也为王家卫日后在电影界绽放光芒，埋下了关键的一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