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探讨残障人士的情欲这一议题，《小小的我》也触及了亲情关系牢固但又脆弱的双面性。此前社媒上曾探讨过一个问题，即久病家庭是否是对病人与亲人漫长的双向消耗，关于这一问题，影片中的刘春和与母亲陈露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多年来，陈露为了儿子不断求医问药，生活中亦是兢兢战战，她深爱着儿子但同时她也渴望过解脱，渴望拥有一个新的健全的孩子。

以上都是《小小的我》的优点，但是，叙事上“写巧”与“写好”之间还是存在差别的。《小小的我》巧思颇多，但种种因素叠加之下，这些巧思多数没能被完全消化，这也导致影片最终滑向了平庸之作的范畴。

主体视角与散文式叙事之弊

《小小的我》的核心问题，在于过于绝对的主体视角与主观视角，可以说影片诸多缺点都是由此催生的，比如全片充斥着大量刘春和的身体叙事，例如开头的上楼梯、培训机构讲课、咖啡店应聘、听证会发言、吃糖果轻生等，这些桥段几乎都是男主易烊千玺的个人表演秀，复杂而重复化的身体叙事一是容易让观众产生疲惫感，二是牺牲了叙事空间。

影片中刘春和父亲近乎消失，他成为了匆匆登场几次的背景板，被一笔带过，几乎没有给到任何刻画也没有给出任何性格锚点，这不是一句“父亲扮演的都是赚钱养家的角色”便能解释的。在一个存在残障人士的家庭里，每个人所承受的艰难都是远超想象的，刘春和父亲不应该也不能缺席。

但在大量戏份给到刘春和、姥姥、母亲的前提下，父亲这一角色是缺乏叙事空间的，其他普通人同样如此。《小小的我》中个体与群体及社会的交互性是极弱的，比如在咖啡店应聘这一场景中，刘春和为了证明自己的体力与记忆力足以胜任咖啡馆的工作，拼尽全力展示个人能力，但这场戏中咖啡店员工、顾客等皆是接近失语与失焦的。

我们当然可以说它展示了刘春和作为残障人士的不易，但也仅限于此。外界确实不乏对脑瘫患者存在刻板印象的普通人，但在绝对的主体视角与主观视角下，影片也展示了自己对群体的刻板印象，即将矛头对准群体中的所有人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偏向二极管式的反向凝视。

泛化群体的失语与被凝视，让影片中人与人的复杂关系被扁平化，也让影片的社会思考停留在了完成命题作文的层次上。抛开影片所承载的价值厚度，仅从观影情绪而言，复杂表演但样板叙事带来了一个显著问题：观众感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，但能从具体的表演与片段中提炼出的情绪却是相对模糊的。

同时，因为影片缺乏真正有效的叙事主轴支撑，这些问题又进一步被散文式叙事放大，比如影片对母子关系、母女关系、残障人士如何获得社会尊严、残障家庭中的成员如何相处并自处等议题的讨论都缺乏连贯性，都称不上有始有终。这些议题被“刘春和的暑假”这一唯一时间线零散串联，讨论也多如蜻蜓点水般浅尝辄止。